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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他說的內容如此激烈，他穿越戰火的歷程如此艱辛，他帶著全家流亡的道路危險無比，但整個敘述過程，他的口氣平和堅定，彷彿在說一件人要吃飯穿衣、孝敬父母一樣平常的事。這一刻，我開始明白抗戰史對他們這一代是多麼重大了。因為，愈是死生以之而敢於淡然以對，便都是下了大決心的。如果中國人用這樣的心在抗戰，有什麼不能克服的戰爭？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抗戰勝利後，他本想回倫敦將課業讀完，不過中國內戰風雲密佈，他被派往瀋陽擔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宣部東北特派員。東北行營新聞處長。為了強化宣傳，他利用日本人遺留下來的印刷機，創辦《中蘇日報》。我想起幾年前曾陪著余範英小姐去瀋陽探訪余先生早年住過的地方，當地面貌已經改變，但地方政府仍拿出一篇余先生寫過的社論影印本，送給余小姐當禮物，帶回來給她的父親。那社論的題目就是〈總動員中的言論與新聞自由〉，在總動員的戰爭氛圍下，仍強調「言論與新聞自由」，他的自由主義本色顯露無遺。我說起此事，他笑起來說：「辦報，就是要有理想，有理念，才能辦得起來。」坦然說，以前我對余先生的東北經歷毫無感覺，是直到那一次去了瀋陽，才知道東北面積是台灣的四十幾倍，而《中蘇日報》的創辦，適足以說明當時東北情勢之複雜，有日本遺留的舊勢力，有蘇聯占領後的新勢力，和中國共產黨試圖接收蘇聯所遺留的軍事力量，再加上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，確實很是難為。但那一年余先生才三十六歲，就擔此重任。「雖然情勢是很複雜，可是辦報還是要有原則，有理念，看大局。如果只是隨波逐流，失去原則，就沒意思了。後來我也覺得政治局勢不自由，不能言所當言，就決定離開政府了。」他望著前方的荷花池，那些枯萎的荷梗，淡然的說：「來了台灣之後，他們雖然請我再回到政府工作，可是我下了決心，不再回到政府裡面，就把辦報當這一生的事業，開始辦《徵信新聞》。」「我們辦報，既可以提出建言，監督政府，幫助政府，更可以為老百姓說話，比在政府裡面有用多了。」我唯有默然點頭稱是。他隨後談起中國時報曾打過的幾次筆仗，例如陶百川案、民進黨建黨新聞等，但最多是談兩岸關係，他對兩岸的未來深表憂心。因為在李登輝的主政下，獨派勢力日漸抬頭，兩岸可能發生不測；而大陸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萬一碰上困難，發生動亂，失去安定，台灣必定先蒙其害。他因此希望兩岸的政治大局應先定一個和平架構，讓大陸了解台灣不會走上台獨，承諾不對台動武，如此台灣才可以長治久安。他所提的架構即是兩岸和平協議。和平協議中不免會定下未來的制度性設計，他認為應互相尊重社會政治制度的差異，由寬鬆的「邦聯制」，像俄羅斯那樣，可以一起參加國際組織，經過長時間的磨合，等到大陸發展起來，再逐步過渡到「聯邦制」。（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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